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。这叫我想起了五年前那个隆重的时刻，在中国的纪年中，60年是甲子轮回，显得格外重要。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，我应邀做了一件佟麟阁的肖像。佟麟阁这位七七事变时阵亡的29军的副军长，深深地留在北京人的记忆中。在北京有三条用现代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；佟麟阁路、张自忠路、赵登禹路。这三人都是抗日阵亡的中国将军，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。

做佟麟阁像纯粹是民间委托，杨万里、杨万胜兄弟与佟家是世交，而他们家又是刘开渠家的近邻。他们的母亲，一位文弱、白净、平和的女大夫，和程丽娜师母特别要好，常到刘先生家来给师母打针。我给刘先生作助手的九年间，主要在工作室做雕塑，对他们知道却无交往。兄杨万里是北京第39中学的校长，还是西城区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；弟杨万胜担任商务部属某外贸公司的党委书记，都是很有社会影响的人物。由他们和佟麟阁的儿子佟兵发起，以铸铜像，纪念英烈。

刘开渠先生去世后，我回到中国美术馆工作。忙碌间，没几年，刘先生住的地方，西单太仆寺街63号，也是我曾经工作过九年的地方，就给拆了。太仆寺街西段被搞成了一个住宅小区。那里的老住户，搬的搬，迁的迁，当然也有回来的。程师母家迁到了和平里。从此，太仆寺街对我来说，陌生了。

因为要做佟麟阁像，与杨家兄弟聚在一起，叙旧回忆，倍觉亲切。说来几年间，他们的母亲也去世了。我头一次见到佟将军的儿子佟兵，据说他是北京第二医院的主任药师，现已退休。好像还有许多社会活动，主要是统战方面的工作。佟麟阁没有留下什么照片，佟兵给到我手上的只有三张。我当然把他也作为参考。为了增加真实感，我还找朋友到总政话剧团借了一项国民党军队的帽子。佟老先生带上军帽，还是有股子英气的，但他的体量显得小一些。我参考照片尽量地突出佟麟阁的刚烈，那种“衅将不免，吾辈首当其冲，战死者荣，偷生者辱。荣辱系于一人者轻，而系于国家者重。国家多难，军人应马革裹尸，惟以死报国”的精神。

在雕塑过程中，军帽的帽檐如果按照正式的比例做，在阳光下脸部就被遮挡在阴影里，其实帽檐的功能就是遮阳的。但在雕塑上，帽檐形成的阴影就不利于人物精神刻画和表现，因此我把帽檐作得比较短，以突出脸部的表现力。这一点是刘开渠先生告诉我的经验，要想方设法加强雕塑的正面表现力。曾在放大项英像的时候，刘先生要求李守仁把项英平按在岩石上的一只手改为斜放的，这样从正面看，手是比较完整的，就增加了表现力。这样的经验如果不是被传授，仅靠自己去体味，去摸索，还不定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悟到呢。

尽管是一尊雕像，只有一米高，我也力求构图的完整。在下边，虚下去的处理上，我设想一种或是硝烟的缭绕，或是花簇的围丛，也像一张照片被烧灼的样子。总之，这样的处理，显得有些历史感，还算是一种成功的取舍。